三起三落范仲淹，四贬四升文正公，为何得到了“三光”的绰号「平江灾情前所未有的变化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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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起三落范仲淹，四贬四升文正公，为何得到了“三光”的绰号

范仲淹二十六岁成功考取了进士，并荣幸地参加了皇帝的欢迎宴会。范仲淹写诗自嘲说，“长白一寒儒，名登二纪余”，相比寇准、晏殊等不到二十岁就高中进士的天才，范仲淹已经不算年轻。范仲淹回首来路有点心酸，他心酸的倒不是晚当了几年官，他内心更多的是焦虑，这种焦虑来自于他的使命感。因为在范仲淹看来,“夫不能利泽生民,非大丈夫平生之志”。范仲淹仿佛是上帝派到凡尘的英雄，不是来享受世俗的生活，而是要拯救这个行将崩溃的世界的。所以林语堂先生说，“范仲淹是伟人，伟人都是为别人活的，当别人不领情或不太领情的时候，他还是干得很起劲。因为他们都是神转世的或受最高神灵的指派而来的，他们活着有永远完不成的使命”。他的这个使命，在中国有着优良的传统，就是“不平则鸣”。

古代中国是个集权的社会，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，所以不平则鸣是需要勇气的。历史上有过很多血淋淋的故事，比干不平则鸣，被纣王挖了心；屈原不平则鸣，最后跳了江；司马迁不平则鸣，被汉武帝“去了势”，遭受了奇耻大辱的宫刑。饱读诗书的范仲淹应该知道，做一个独立思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前途是多么血腥，但他毫不在乎。他是宋代最大胆的文人，欧阳修说他“敢与天子争是非”，他拥有一颗最坚硬的心脏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心焉介如石，可裂不可夺”。范仲淹始终秉持“士不死不为忠，言不逆不为谏”的原则，这让他成为宋代最具职业精神的言官。

范仲淹相继在安徽、江苏几个地方做过小官，都留下了美好的政声，深受百姓的爱戴。但范仲淹有些不满意，他说自己“有客狂且淳，少小爱功名”，但是“风尘三十六，未做万人英”，意思说自己三十六了还是个处级干部，这和当时自己的理想差距很大。

虽说成名要趁早，但同样有一句很励志的话说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范仲淹在晏殊的举荐下，进京做了秘阁校理。听起来好像是在皇家图书馆搞校对的，实际上是皇帝的贴身秘书，每天与皇帝朝夕相处，对脸皮厚、心眼活、手段多的人来说，这可是登堂入室的终南捷径。比如蔡京、魏忠贤等人。让范仲淹做这个位置，真的是“暴殄天物”了。因为，在这个位置上，他将会看到更多的不平事，然后不平则鸣，鸣后就放逐贬官，还好宋朝不杀知识分子，这要是在明朝或清朝，范仲淹早就没有然后了。范仲淹不会拍马，只会挑刺，这种性格，是他三起三落的仕途生涯的主要原因。

第一次光荣是干预皇帝的家事。当时宋仁宗只是个“荣誉皇帝”，刘太后才是“垂帘听政”的一把手。朝中的公卿大臣们要么争先恐后拍太后马屁，要么默然、淡然置之。满朝文武之中就范仲淹看不下去，他要求太后还政于皇帝，言辞激烈，差一点把刘太后说成了女皇武则天或几百年后的老妖婆慈禧了。举荐范仲淹的宰相晏殊很担心自己被牵连到，就劝他少说话，但范仲淹依然故我，还写了一封长信给晏殊，表达了“吾爱吾师，但我更爱真理”的决心，简直和苏格拉底有的一比。刘太后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把范仲淹贬到山西永济做副县长。范仲淹离开京城的时候，他的同事们去十里长亭相送，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。

三年之后，刘太后崩了。这个“崩”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挨枪子，而是死了。古代等级制度严密，皇帝皇后的死才能叫崩，我们平民百姓的死，才能叫作“死”，客气点叫“卒”。古代社会连死都不平等，看来还是现在社会好。

第二次光荣是干涉皇帝的爱情。宋仁宗认为刺头范仲淹很有做言官的潜力，把他调回京师做了右司谏，专门负责不平则鸣提意见。明道二年，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闹蝗灾。为了安定民心，范仲淹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，但仁宗不予理会，范仲淹就质问仁宗，“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，陛下该当如何”，言辞激烈。关于闹蝗灾这个事，历朝历代都会发生，如何处理，宋仁宗应该向唐太宗李世民学习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贞观二年京师大旱闹蝗灾，李世民去视察灾情，看见蝗虫，直接抓起放到嘴里吃下去，说蝗虫啊，老百姓有错的话，那都是我的错，你蝗虫要是有灵的话，就别祸害百姓了，就来吃我的心吧。看看李世民的表现，绝对可以称得上奥斯卡影帝，虽说有表演的因素，但爱民之心溢于言表。而宋仁宗对赈灾丝毫不感兴趣，他当时在忙着闹离婚。

宋仁宗有了新的爱情，他决心和皇后离婚，另立新后，范仲淹再次发难。他知道在这离婚案的背后，藏着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。皇帝要是连皇后都能随便废掉，朝廷里还有什么法治精神，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。所以，范仲淹是豁出老命极力劝谏。在他准备慷慨赴死之际，高效的宋仁宗一纸诏书将他贬往浙江广德做知州。范仲淹落寞地离开京城，少数几个朋友去送他，称赞他愈为光耀，这都是范仲淹第二次被“光荣”了。离别京城的时候，范仲淹的心里泛起了荆轲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悲壮。

第三次被光荣是给皇帝上百官图，抨击朝廷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。范仲淹已经有过两次被“光荣”的经历，但他还将第三次被“光荣”。在任开封知府时，范仲淹对组织部门任人唯亲的现象很是不满，就给皇帝上了“百官图”，举报宰相吕夷简搞“宗派主义”，而吕夷简则反击范仲淹搞“山头主义”，勾结朋党，离间君臣。最终天真正直的范仲淹没玩过老奸巨猾的吕夷简，连同支持他的欧阳修等人，被远逐天涯凉快去了。三次被贬，三次光荣，范仲淹的名声倒是越来越大，这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，为了国家和民众，范仲淹决心死磕到底绝不妥协。

苏州为什么又叫姑苏

严格上来讲，苏州古称姑苏这种说法是不对的，因为现在的苏州比古代的姑苏要大得多。这一点从苏州的行政区域划分也可以看出来，现在的苏州划分为五个区，分别是姑苏区、虎丘区、吴中区、相城区、吴江区，姑苏只是苏州的一部分。回到问题来，姑苏的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“姑”字又代表什么意思呢？

在中国所有的地名中，“姑苏”这一地名绝对是一个活化石级别的存在，因为这一地名诞生在四千多年前，而那会还处在神话和历史的交界时期。相传大禹治水时路过太湖，见湖水漫灌，经常将百姓的田地和房屋冲毁，于是决心治理太湖。太湖水灾治好后，大禹论功行赏，他手下一个叫“胥”的助手功劳非常大，于是大禹封胥为“水平王”，封地就在如今的苏州境内。在此之前，这片地区还是一片蛮荒之地，没有名字，胥成为这里的首领后，这一地区就以胥的名字命名，称为“胥”。当地方言发音时，习惯在前面加一个辅音“G”，久而久之，“胥”就被叫成了“姑胥”。所以，这个“姑”字其实没有什么实际含义，就是一个辅音而已。

而在吴语中，“胥”又和“苏”同音。比如楚国有位卿大夫，名叫申包胥，楚国国都被吴国攻陷时，申包胥奉楚王之命，跑到秦国去搬救兵，但是《战国策》在记载这段历史时，把“申包胥”写成了“勃苏”，这页印证了“胥”和“苏”同音这一说法。其实，即使是现在，苏州的方言中还有一些古语的遗留，比如苏州人就将“胡须”叫“租苏”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既然“姑苏”的历史很久远，那么后面怎么又变成“苏州”了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苏州的历史。

众所周知，大禹死后，他的儿子继承了王位，开创了夏朝，从此由“禅让制”进入了“家天下”的时代。夏朝灭亡后，商朝建立，商朝末年，国君亶父违背传位长子的制度，将君位传给了第三个儿子季历。长子泰伯为了避难，主动请求离开国都，来到了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江南，并在梅里落脚，梅里就是今天无锡的梅村。泰伯的到来，给江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农耕文明，他的后裔也逐渐繁衍壮大，最后在这一带建立了吴国。

春秋时期，吴国的都城一直在变动，直到吴王阖闾时期，伍子胥在姑苏兴建都城，都城的位置才算基本固定下来。

阖闾时期，在孙武的辅佐下，吴国日渐强大，不仅灭掉了越国，还挥军北上与楚国争霸，差点把楚国也灭掉了。后来勾践卧薪尝胆，趁吴国北上争霸时，率军攻入吴国都城，又把吴国给灭了。

吴越相争，给了楚国可乘之机。在吴国被灭后，楚国出兵，将吴越之地一并收入囊中，并将春申君封于此。秦国统一六国后，在此地设立会稽郡，郡治设在吴县，也就是今天苏州的吴中区、相城区一带。此时的苏州被称为吴州。

隋朝时期，隋文帝杨坚派杨广、杨素等率大军南下，灭掉了南方割据政权南陈，并将南陈国都吴州改为苏州。其实，苏州也是沿用了“姑苏”这一古称，只不过去掉了没有实际意义的“姑”字而只取“苏”字，因此，可以说苏州和姑苏两个地名是一脉相承。从那时起，苏州就从此流传下来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苏州确定之后，姑苏也一直作为苏州的别称而存在。比如我们熟知的唐诗《枫桥夜泊》中，就有那么一句“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，这首诗就是安史之乱后，诗人张继到苏州避乱时写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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